秦治时期蜀地农田水利与蜀道交通大发展
——从青川木牍《为田律》说起
彭邦本 李 蓉
摘要：秦并巴蜀后 ,将商鞅变法确立的耕战立国方针推广至此，青川木牍《为田律》是重要例证 。伴随移民入蜀 ，秦的土地 、水利和交通制度律令传入，推动蜀地农田水利与蜀道交通发展。水利建设上，灭蜀初期，秦人建设城垣时，打造人工湖群，优化生态 ; 李冰治蜀时，都江堰工程推动蜀地水利实现质的飞跃。交通建设上，秦人依循嘉陵江水系河谷修筑蜀道，新辟五尺道，利用栈道、笮桥突破山地阻碍，提升蜀地在区域交流中的地位。秦人治蜀既为秦国霸业提供物质支撑，又促进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助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为后世区域开发提供借鉴 。
关键词：《为田律》；农田水利 ；蜀道交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先秦君主整体演进研究”（LSYZD21007)
秦王朝的兴衰历程极为短促，统一天下仅十五年便二世而亡，其骤兴骤衰之势，引发学界持续探讨。与之相对，秦并巴蜀后的百年经营，成效斐然，凭借千里蜀道的交通畅达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之利，巴蜀地区被逐步打造成秦国崛起的“王业之基 ”，为秦国的霸业提供了坚实支撑 。
探究秦人治蜀成功的关键要素时，青川木牍《为田律》极具研究价值。作为战国晚期秦国法律文献，其现世迅速成为学界焦点 。从学术逻辑看，它不仅是秦人在蜀地推行耕战立国方略的直接体现，更是理解彼时蜀地农田水利与交通建设规划的重要依据 。
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拟以《为田律》为指引，深入挖掘其蕴含的历史信息 。一方面，剖析它如何推动蜀地农田水利从萌芽走向成熟， 为农业发展筑牢根基；另一方面，探究其在交通建设领域的影响，即如何助力蜀道从小径拓展为通途。通过还原移民涌入带来活力 、水利工程保障丰收 、蜀道串联多元文明的历史场景 ，期望为精准解读秦并巴蜀这一关键时期提供参考 。
一、蜀道考古重大发现
——青川木牍《为田律》及其启示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四川北部青川县郝家坪发掘清理秦移民墓葬群时，于M50出土了写于木牍上的战国晚期秦国法律文献佚籍《为田律》。这一重要出土文献公布后，即引起学者的重视和热烈讨论 。本文谨拟在学界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从《为田律》对蜀地农田水利和交通建设的积极影响出发，探讨秦人治蜀时期蜀地农田水利和交通建设的大发展 。
各方面的史料表明，公元前316年秦人兼并开明氏古蜀王国后 ，为了将蜀地打造成为其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伴随其统治秩序的逐步建立稳定，以及大规模自秦地 、中原移民于蜀，很快就将其在关中实行的耕战立国大政方针及其相应的农田水利等法令制度，开始逐步推行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尤其是移民聚居的蜀道沿线地区。郝家坪秦移民墓葬中出土的《为田律》木牍( 见下图) ，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史实 。其文云：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 茂) 、内史匽, □□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 。百亩为顷 ，一千(阡) 道，道广三步。封， 高四尺，大称其高 。捋( 埒) ，高尺 ，下厚二尺 。 以秋八月，修封捋（埒) ，正疆畔，及癹千 ( 阡) 百(陌) 之大草 。 九月，大除道及除郐（浍) 。十月为桥，修陂隄，利津□ 。鲜草， 虽非除道之时 ，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
郝家坪秦移民墓葬中出土的《为田律》木牍
牍文所云“二年” ，学界基本公认乃秦武王二年(前309) 。“王命丞相戊( 茂) 、内史匽 , □□更修为田律 ”，“□□ ”为二未识之字， 于豪亮先生释为“民愿” ；李昭和 、黄盛璋先生释为“取譬 ”；李学勤先生释作“民臂”，读作“民僻” 。我们认为当从徐中舒 、伍仕谦先生之说 , 释为“吏臂” , 方可谓文从字顺 。“更修” 二字 ，学者多解为改订，可从。秦武王二年距离秦举巴蜀仅仅7年，显然，更修此律，很可能与兼并巴蜀，疆域扩大 ，并亟须将商鞅变法后的秦制推行于蜀地，实行统一的农田规划包括相应的农田水利和交通制度有关，因要结合和针对蜀地的地理 、气候 、物产 、生业等具体情况，故而需要对律令内容重新作一定修订 。商鞅变法以耕战立国 ,史称“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这一记载与《为田律》吻合 。不仅如此，以农立国，积极发展农业，必须以大力发展水利为充分必要条件，因而史载秦人在以关中为核心的秦地大兴水利，成效显著 。此一国策在蜀地“更修”颁布的《为田律》中，亦得到明确体现 。
《为田律》是关于蜀地农田规划的法律，与云梦秦简《田律》等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有所异。在规定田亩面积 、阡陌封疆 、灌排沟渠等规制的同时，《为田律》又明令每年“以秋八月 ，修封捋(埒) ，正疆畔，及癹千(阡) 百( 陌) 之大草 。九月， 大除道及除郐(浍)；十月为桥，修波(陂) 隄，利津□ ”。每岁秋八月“癹千(阡) 百(陌) 之大草 ”，即修整田野间的阡陌道路，显然与接下来的“九月大除道”之“道 ”有所异，后者既包括阡陌 ,也包括与阡陌相通的大道，亦即作为交通干线的“道”，所以接下来就是“十月为桥” 。“ 利津” 二字后之 “□ ” ，原简报未释，于豪亮 、李学勤 、唐嘉弘诸先生释为“梁” ， 甚是 。汉承秦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中有一枚简的文字十分接近青川木牍，其相同文字部分正作“十月为桥，修波(陂) 堤，利津梁 ”。 而所谓“修波(陂) 隄( 堤)”，即修整沟渠河流陂池堤防 ,此为定期维修水利设施的法令记载 。或释波为陂，亦通，陂塘亦为水利设施，在丘陵山地尤为普遍且重要。青川地处川北，属于四川盆地周边山地，“修陂隄”可谓合乎山地农业之地宜 。
《为田律》牍文的发现和释读，无疑是秦人将商鞅变法后施行的秦地农田水利制度推行于蜀地的确证， 至少是首先施行于青川等蜀道沿线各秦移民区。由于兼并巴蜀 、平息叛乱过程中蜀地人口死亡尤其流亡甚众 , 所以秦移民入蜀不仅规模大， 而且先后多次迁徙关中和关东新兼并地区之民入蜀 。青川秦移民墓葬出土《为田律》，说明至少对移民群体立即施行了这一法律 。移民广泛分布于蜀中交通干线附近重要城邑，尤其是各战略和统治要地， 因而有很强的示范 、推广作用 。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并蜀之初，秦贬蜀王为侯，并在蜀地施行蜀侯之国与郡县并行之制，统治秩序还不稳定。秦的统治虽很强势，蜀侯仍几度反叛，但均遭秦武力镇压屠戮。废除蜀侯后，秦在蜀地已经完全建立起稳定的郡县乡里制度和普遍的编户齐民制度，这就为在蜀地全面施行《为田律》规定的制度创造了条件。由此可知，秦人治蜀时期，蜀地古老的农业水利建设和交通体系应有了新的大规模发展，进而大幅提升了蜀中经济社会水平，无疑有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二、蜀地水利建设的推广和大发展
（一）灭蜀初期的水利建设
《为田律》等大量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反映，秦举巴蜀后，一边压制平定叛乱，稳定社会秩序，一边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包括农田水利在内的大规模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秦人在巴蜀的水利建设，从来就不仅限于与农业结合，亦即并不仅仅着眼于农田灌溉，而是和行洪排涝，尤其是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甚至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等紧密结合。如《华阳国志》等书明确记载 ，并蜀之后，秦随即在巴蜀重要地区大兴城垣建设，具体说即在巴地政治中心江州筑城，在蜀地核心区则至少兴筑了成都 、郫县和临邛城。在古代尤其先秦时期，城市的城垣和城壕构成的所谓金城汤池，作为复合的防御体系，固然有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但同时其避水患 、兴水利的功能更为基础且源远流长。城垣或曰城墙，其实就是形状为封闭城圈的堤防，壕沟又和城内外的天然或人工河流沟通，成为供排水以至行洪排涝和塑造生态景观的体系。特别是成都城垣的兴建，秦人更是高度重视，是以秦都咸阳城为蓝本进行的规划设计。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蜀道网络的主要目的地，蜀郡首府成都城的设计和修建有明确的交通、水利 、水文化思路与考虑。
夯筑成都城垣的工程十分浩大，所需大量的黏土资源主要分布于城外西 、北 、东方向。为此，《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主持规划建设的蜀守张仪等又有计划地利用城外取土筑城所成的巨坑蓄水成湖，并开展养殖等水产生业，城北有万岁池和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城西北有天井池。这是蜀地历史上最早有案可稽的人工湖群，秦人复以人工和天然河渠贯通，形成活水流动不居的链状水利设施。以上著名湖泊随时移而名称或有所改，但作为水利实体延续千载，不仅长期有利于城乡生产生活，对成都平原的生态环境显然有优化作用，而且作为人工景观，对古蜀文态的进一步丰富提升和增色添彩效用也显而易见。近世成都北郊昭觉寺以北尚存水面宽广达十余顷的白莲池，即其孑遗之一。成都平原起初有诸多积水泽地，经禹时及先秦蜀地历朝，已逐渐得到很好治理，成为其时大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 、人口最为繁庶的古代文明中心。文献中本无人工兴凿大型池沼的传统见载，而战国晚期以后则蔚然成为传统，其源头实自秦来。先秦以来的关中平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就号为“陆海 ”。颜师古注云：“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 “陆海”之地物产丰饶 ，则与古代关中水资源的丰沛 、水环境的优渥密不可分。其时关中地区河流纵横 、湖陂池沼星罗棋布，单是有名可稽之湖泊池沼，就计有鹤池 、盘池 、冰池 、镐池 、初池 、糜池 、蒯池 、郎池 、牛首池 、积草池 、东陂池 、西陂池 、当路池 、洪池陂 、苇埔 、美陂 、樵获泽等，难怪班固在其《西都赋》中又盛赞长安之地“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从其每每名为“陂 ”“池”，可知当有不少为人工开凿拓展而成，周秦时期关中地区率先成为东亚大陆之“天府” ，其生业的多样 、生计的富庶和生态的优美，应颇获益于这些湖泽。因此，开成都历史上人工湖泊先河的上述万岁 、龙坝 、天井诸池，应是随秦人而来的北方水文化 。筑城竣工之后，郫江 、检江等天然和人工河流及柳池等诸人工湖泊，以活水相互串联，史称“津流径通 ,冬夏不竭” ，显然系规划建设使然，构成了成都平原充裕的水利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并意在造成城市与水相辅相成的亲和格局 。成都城内的供水条件历来也很好，除了郫 、检二江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取之不尽的城市用水以外 ，城内自身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考古发现的秦汉陶井圈表明，历来众多的水井已经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 。人 、 水 、城市的亲密无间 ，形成一派亲和融洽 、充满活力的人文景观 。
和前代相比，秦人治下的蜀地，水利和水文化的多样性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城垣和人工水利设施更为精致，与水环境等自然条件和谐亲融，显示了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理念的传承和深化。
（二）李冰治蜀时广泛开展水利建设
秦人以强势手段几度平定蜀地的叛乱动荡后，终于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和制度，到李冰守蜀时，遂普遍和大规模地在蜀地开展水利建设。除创造性地设计兴建了都江堰之外，据载李冰的水利活动和其兴修维护的水利工程几乎遍及蜀地。如《华阳国志·蜀志》中就有以下几条记载：
(李冰) 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 、郫洛，别江会新都大渡。
按：此处所记 ，为石亭江出山口高景关右岸引水之堰。
冰又通笮道文井江 ，径临邛，与蒙溪分水 、白木江会，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
按:武阳为今新津县，当金马河 、西河与南河三江之会，秦人据蜀时属于蜀郡，汉武帝以后属犍为郡，乃所谓三蜀之地 。
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 ，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
南安县，郡东四百里，治青衣江会。悬溉有名滩，一曰雷垣，二曰盐溉，李冰所平也。
按：南安即今乐山，位于沫水和青衣江 、岷江之会，史载李冰于此处凿离堆 、平险滩，亦当地自古以来的历史传说。
僰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 其崖崭峻， 不可凿， (冰)乃积薪烧之。
按：这是有关宜宾地区“离堆” 的古老传说。结合秦人设置僰道、 修筑五尺道等史实，和其循长江东下灭楚以统一天下的战略等综合审视 ，李冰凿此处离堆亦即整治长江航道的记载是合乎历史背景的。
现存史籍中李冰水利活动的丰富记载启示我们，秦人大约在蜀地所到之处都陆续开展了水利建设，其活动几乎广及蜀地全域范围。
（三）上古水利文化的集大成杰作——都江堰
前已指出，公元前 4 世纪末期秦举巴蜀，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将蜀地建成其兼并天下的“王业之基” ，为此开展了包括蜀道在内的大规模的建设，尤其是水利工程建设。可以这样说，从秦举巴蜀以至秦统一天下，是历史上蜀地水利大发展 、成就最卓著的时期之一。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典型体现，就是融会蜀秦水利技术精华，尤其是集古蜀水文化智慧之大成并加以深化传承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秦统治集团一方面以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努力敉平开明氏残余势力的几次反叛，最终稳定了局势；一方面积极着手开发建设巴蜀地区。继张仪筑成都城之后，蜀守李冰又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主持设计兴修了都江堰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系统。
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极为完善，固然可能是李冰以来历代长期积累改进的结果，但该工程的设计主旨和基本模式应于兴建之初就已大致确立。该工程的综合功能包括成都平原的行洪排涝 、舟楫水运 、农田灌溉 、城邑生活和景观供水等，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作为广义蜀道组成部分的航运水路，其次才是农田灌溉。对此，现存最早记述李冰主持创建此项大型工程的《史记·河渠书》就明确指出：“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可见二江功能首要在“行舟 ”，“有余则用溉浸 ”。《华阳国志·蜀志》亦曾概述云：
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 、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也。
这条数百年后一代史学名著的经典记载，仍然把“以行舟船” 的交通运输功能置于首位。而上文所引之《记》，应为前朝亦即汉代古籍。堋，又作堋鄢，鄢即堰，则堋即堰。显然，宝瓶口后平原上展开的航运灌溉系统，广收水运、灌溉和防洪、御旱之利，千百年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生态效益与卓越的军事战略作用，使蜀中成为千古不衰的“天府之国”。
从上引《史记》和《华阳国志》可知，作为成都平原上都江堰航运灌溉系统的主体部分，李冰所“穿二江 ”，就是郫江和检江。揆诸当时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尽管李冰时代铁工具已经开始普遍推广，但所“穿”二江仍然并非全盘能由人工开凿，而是顺应和利用了川西平原水地的自然之势，尤其是充分利用原有自然河道加以疏导，对个别河段可能实施过拓展以至截弯取直，以利通航，然仅此已足以使川西平原的水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大为改善。
三、大规模交通建设与蜀道的升级换代
青川木牍《为田律》除了立法颁布规定田亩制度，同时还规划了田野中与之配套 、宽窄大小相维的阡陌道路制度，这就把农田水利与交通紧密地联系起来，符合《左传》《周礼》等反映的华夏传统。从木牍条文可知，该律所涉之交通，不仅包括田野中的阡陌，而且包括国家的水陆交通。因此，《为田律》不仅规定“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 百(陌) 之大草”，并进而规定在“九月，大除道及除郐(浍)；十月为桥，修波 (陂)隄，利津□ ，鲜草，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 “利津□ ” ，前引于豪亮等先生已经明确指出即“利津梁 ”， 则所谓“大除道 ”之“道 ”，显然已非仅指阡陌等“道广三步” 的田间道路，而是包括行政区划之间的官道，所以有“桥 ”“津梁”等官道上的大型设施。这样的道路，应该属于蜀道网络中的重要线路系统。倘若就此木牍出土的秦移民区而言，即后世阴平道或金牛道。实际上，秦人在川北所设的青川、昭化等县，都地处龙门山和大巴山地带，其道所经多险，所以牍文有“除郐(浍) ”之说：于豪亮、李学勤均释为“阪险 ”，黄盛璋释作“陕险 ”，读作“狭险” ，甚是。然此正好揭示，秦人高度重视从关中通往蜀地之间道路的修治和畅通，因而在规划土地制度的同时加强了对交通的综合考虑，并用法律加以明文规定 。
《为田律》反映秦人立法将田亩沟渠等农田水利制度与国家交通道路一体考虑的做法，乃是先秦时期中原等黄河流域地区古老的制度传统，在传世或出土文献中并非孤例。汉承秦制，西汉初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也规定：“田广一步，袤二百四十步，为畛，亩二畛 ，一佰(陌) 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 之大草；九月大除道□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 堤 ,利津梁 。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其法令内容与青川木牍《为田律》可谓一脉相承，并附加了以下引人瞩目的规定：“乡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道有陷败不可行者，罚其啬夫 、吏主者黄金各二两。□□□□□□及□土，罚金二两。”这是把国家道路的按时维护修整与基层官员的职责直接绑定的处罚法规，中古以降“栈道官” 等“吏主者”的职责考核、地方官流动“交树交印”的制度可谓渊源有自。国家的道路和土地制度的紧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又如先秦传世文献《左传》成公二年(前589) 记载，鞍之战晋国大败齐国之后，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求和，晋人不可，曰：
“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 南东其亩。” 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
晋人挟战胜之威，强令齐国领土上的道路必须“尽东其亩”，以方便晋国军旅尤其战车由西向东畅通无阻，以达到控制齐国的军事目的，这就不能不激起本为东方大国的齐国竭力反对。但此条史料无疑反映了至迟周代以降， “先王(诸侯)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必须综合田亩土地制度和道路交通制度，将二者统一规范设计的古老传统。正是由于这一传统，战国末年秦并巴蜀后，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对秦国的土地、道路制度明确记载：“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 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 田地、水利、堤防，和道路的通达，都是司空的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此条几乎全文照抄自更早的《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 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不仅如此，《周礼·遂人》亦规定云：“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可知按周人之制，田亩大地上这些等秩分明的道路系统，最终都可以通于京畿。《礼记》《周礼》二书，当今学界一般都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可见是包括秦国在内的华夏地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存在的制度。同样成文于战国晚期的青川《为田律》揭示，秦并巴蜀后，马上就把这一传统制度推广到了蜀地，这就不能不直接影响到蜀道的建设、改造和提升。
秦灭巴蜀后，为了巩固对这一新兼并广辽地区的统治，加强政治军事控制，并充分利用巴蜀地区尤其是蜀地富饶的资源物产，用于兼并天下的大一统战略，非常重视通往蜀地的交通建设，不仅新修五尺道，而且将古老的蜀道交通体系加以提档升级，为此开展了大规模的蜀道工程。
蜀道起源甚早，并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历虞夏商周的长期发展，到秦举巴蜀之际，基本已经形成金牛道、故道等线路，并在秦举巴蜀以后通过大规模国家工程，得以升级换代，形成中国西部纵贯南北的国道网络，是一组把南北丝绸之路连为一体的网络状交通纽带。蜀道网络诸线中，以金牛道、故道形成最早。这两大路线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均有很长路段沿嘉陵江水系河谷建成，《为田律》出土墓群所在的秦移民区，正好位于其线上。嘉陵江源流由北而南，纵贯长江以北四川盆地的地理区位， 使之注定要发挥重要的文化孕育和联系传播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其上游切穿秦巴山地形成的河谷豁口，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北向到达汉中盆地和关中平原的唯一天然通道，因此，嘉陵江及其河谷，就成了链接蜀中、汉中和关中的最早水陆交通线路，故道之所以名“故 ”，正是由于此故(原因) 。而广元市及其下属的青川、昭化等县区，在从古至今的这一南北向交通线路网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枢纽节点地位。
嘉陵江河谷水系在秦蜀交通上的此种重要性，不仅广元以北的上游如此，其下长达700多公里的中下游同样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重庆市博物馆对嘉陵江中下游进行初步考古调查，就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秦汉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址11处。调查报告把其中的阆中市兰家坝、南部县涌泉坝、报本寺、南充市明家嘴、南充市淄佛寺等5处遗址均归入新石器时代，并且认为它们与陕西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指出嘉陵江流域与陕西的文化联系，可谓卓识，但将上述遗址笼统归于新石器时代，则明显是限于当时资料条件之误。随着三星堆遗址大量发掘资料的陆续面世，已有学者根据嘉陵江中下游的上述调查资料与之在文化面貌上的相似之处，指出兰家坝等5处遗址的年代可以晚到夏商时期，有的学者更进而明确将嘉陵江流域的淄佛寺 、兰家坝等遗址和铜梁西郊水库遗址归入早期蜀文化，无疑都是正确的。实际上，调查报告所发表的出自这些遗址的高柄豆 、小平底器和尖底器等，正是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陶器群的典型器物。因此，兰家坝等遗址显然应是早期蜀文化共同体在四川盆地内嘉陵江一线的北向延续性分布的支系遗存。假如把从铜梁、南充、南部、阆中到凤县进而到宝鸡以及汉中等地的遗址遗迹连起来，一个沿嘉陵江河谷北上陕陇、水陆衔接的早期通道系统，遂跃然纸上。在四川盆地的各主要河流中，嘉陵江流域的考古工作近年来又有进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开展尚少，与岷江流域相比尤显如此。若加强对嘉陵江流域沿线有计划地组织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相信会有更多更大的发现，从而进一步揭示出古代四川盆地循之与汉中 、关中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互动的丰富多彩的交通图景。
四川盆地由盆底平原—盆地丘陵—盆周山地依次构成的特殊地理条件，使之在古代逾越盆周山地和西部高原对外联系交通的渠道，往往主要依靠流经盆地的长江及其大小支流河谷。而由盆周进入盆地内的这些大小河流构成的向心状水系结构，同样也成为盆地内部早期的主要交通网络。当时，在有条件通航的河段，船筏水运交通的开发应不晚于周代。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战略意图之一即“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以高屋建瓴之势，直捣楚郢都。四川盆地内一个时期以来出土的东周以来的大量船棺，特别是近年发掘的商业街巨型船棺群，尤其足以揭示蜀地卓越的造船技术必有一颇长之发展过程。不过，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交通线，更多的应是沿着河流岸边的陆路展开，在不通航的河流或河段更是如此。为什么陆路也依循水流的路线呢? 因为河流的自然规律总是水往低、平之处流，所以水道所在，往往就是非平原地区最自然和方便的交通路径所在，而先民大大小小的聚落城邑，也就循水而建、依水而兴。此种情形，在四川尤为典型。 四川省地貌类型极为复杂多样，总的形势是山地、高原和丘陵面积远远大于平原或平坝，因而造成了古代交通和聚落分布的上述特点。
陆路依傍河流，在山区一些峡谷陡峻之处，遂发展出栈道和笮桥，笮桥虽然还难以解决车乘过往，但栈道至少在技术上已经使得车辆在一定路段的通行成为可能。这些技术设施可以有效地减少或避免跋山涉水的劳顿，极大地方便当时的交通。如栈道的修筑，竟然可使连接汉中和关中的数百里褒斜道，主要的坡阪仅为褒、斜二水的分水岭五里坡。史载战国晚期范雎为秦相(大约公元前260年)，大力发展通往蜀地的栈道交通，这一惟国家能够承担的交通工程，规模之大，成效之高，前所未有。此举正值铁器普及推广这一生产力大发展时期，秦人为了巩固对巴蜀的统治，遂强势大力开展了通往蜀地的栈道建设和提升工程 。
《为田律》颁行以来，秦人蜀道交通建设成效甚为显著，据《史记》所载，至迟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就已有所谓“栈道千里， 通于蜀汉”，甚至“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之说 。可见秦人的励精图治，特别是其超越单纯经济考量的大规模交通建设，使蜀道达到了很高的工程建设水准和畅通状态，完成了上古蜀道交通系统的首次大规模升级换代。实际上，此种说法并非《史记》的创造，而是最先出自先秦文献《战国策》。汉承秦制，太史公自言曾：“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从长安出发亲身经历过这些路段，首先就是以成都为主要目的地的蜀道。由此可知两百多年后，秦并巴蜀之际重修《为田律》以来大规模栈道建设造就的“无所不通”盛况 ，看来仍然不减当年。
结 语
综上所述，青川木牍《为田律》宛如历史标尺，丈量出秦人治蜀那段波澜壮阔历程的深广度。它作为秦制在蜀地落地生根的物证，有力推动了蜀地农田水利与交通建设的发展，成为这一系列变革的驱动力。
从水利建设维度审视，秦人入蜀后，巧妙地将水利工程与城市规划、生态保育融合。灭蜀初期，成都城垣修筑过程中催生的人工湖群，开启蜀地水利与城市协同发展的新篇章；至李冰主政时期，都江堰水利工程横空出世，集航运 、灌溉 、防洪等功能于一体，成为水利史上的丰碑。这一系列举措使得蜀地水利实现质的飞跃，为农业兴盛筑牢根基，促使蜀地水文化焕发活力，展现出古人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的智慧光芒。
聚焦交通建设领域，《为田律》所承载的先秦古老规划传统在蜀地落地生根。秦人把握蜀地地理特质，依循嘉陵江水系河谷修筑蜀道，开创性地新辟五尺道，栈道、笮桥等因地制宜的交通设施应运而生，成功突破山地地形的阻碍。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交通图景得以呈现，构建起连接南北 、贯通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将蜀地紧密嵌入华夏交通网络体系中，极大地提升蜀地在区域交流中的枢纽地位。
秦人治蜀的这一系列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为秦国的大一统霸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凭借蜀地丰富的资源，秦国在中原逐鹿时得以粮草充盈、兵源滚滚，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另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区域间的深度交流与融合，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过程中频繁碰撞 、相互交融，西南地区融入华夏文明大家庭，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铸就与稳固立下功劳，其影响力跨越时空，持续为后世区域开发、文明传承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与智慧启迪。
〔本文注释内容略〕
（本文刊发于《蜀道研究》2025年第1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