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盛江教授

卢盛江，1951年出生于江西南康，1989年于南开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为日本立命馆大学、早稻田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韩国济州大学及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等。著有《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文镜秘府论研究》《文镜秘府论校笺》《集部通论》《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细读庄子》《正说三国》等著作和回忆录《从煤矿工人到大学教授》。本刊编辑部姚奎老师特意采访了卢盛江教授，撰为访谈录，以飨同好。

姚 奎 卢老师好，我代表《蜀道研究》编辑部对您进行学术访谈。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们的请求，为我们提供一次向您请教学习的机会。我了解到您目前的学术重心主要在唐诗之路研究方面，而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蜀道，与唐诗之路研究有很多共同之处，请问您对蜀道研究有哪些思考及建议吗？

卢盛江 蜀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蜀道，我目前只是有一些初步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我想，蜀道既是古道，也是诗路。我近来主要研究浙东唐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也涉及很多古道，我想用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的例子对蜀道进行适当观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古道与诗路的角度谈下自己的一些思考，同时也为蜀道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一、古道自然之路与路线考察

姚 奎 既然如此，蜀道与浙东唐诗之路两者有何相似之处呢？我们从事蜀道研究，首要注意的问题您认为是什么？

卢盛江 通过我研究浙东唐诗之路的体会，我认为：古道，诗路，首先是自然之路，自然之古道，然后才是人文之路。古道诗路之人，走在路上，首先就是处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在这个自然环境之中，有他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诗路之诗，写在路上，所描写的，首先就是一定的自然环境。山水诗是这样，送别诗、抒情诗等，也是处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古道，“路”，它的自然状况、自然形态、自然环境，经过怎样的线路？有什么山水？山水形貌怎样？包括古村野寺、芳草沙汀、板桥人家、各种胜迹、各种风物，包括风雨气候，路的自然环境变迁和兴废，是山势险峻、环境恶劣，还是风光秀美、风物宜人？是首先要关注和考察的。蜀道研究，恐怕也应该首先对它的自然形貌进行考察。

古道诗路自然形貌的考察要和理解诗歌描写景象结合起来。比如天姥山，这是浙东诗路浙东古道上一座名山。李白有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我实地考察，见天姥山峰峦绵延不断，其势阔大，横亘无尽，远接天穹，才明白李白所写“天姥连天向天横”，着一“横”字，真是形象贴切。

天姥山南麓，有一巨峰，不知几万年前，巨峰崩摧，巨石滚落，大的比卡车还大，塞满一两公里长的山谷，一旦大雨暴雨，大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冲击着满山谷的巨石，响声震天，有万马奔腾之势，惊心动魄，当地人称此地为“万马渡”。实地看过之后，才明白李白诗中所写“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并非全是夸张，而是实地游历过之后，在实景描写中抒写情思。

晚唐诗人李敬方《登天姥》：“天姥三重岭，危途绕峻溪。水喧无昼夜，云暗失东西。问路音难辨，通樵迹易迷。依稀日将午，何处一声鸡？”李敬方（？—855？），会昌末贬台州司马，诗人赴台州任职途中登天姥山，诗当写于此时。实地看过天姥山地势险峻的三关三岭，才更真切体会李敬方《登天姥》诗歌所写境界。

姚 奎 在蜀道研究中，蜀道文学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您在《孟浩然浙东之游研究》一文曾提到过对孟浩然浙东之游时间、路线及目的地的考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可以展开阐述说明一下古道诗路的线路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何种影响及作用吗？

卢盛江 考察诗路古道，确实要关注它的线路。诗路线路，常常是考察诗人行迹的重要依据。

孟浩然游越是一个典型例子。孟浩然有《自洛之越》诗，又有很多诗写越剡天台和永嘉，可知他曾游浙东。但是，孟浩然几次游越，看法不一。一种看法，孟浩然第一次游越，也就是“自洛之越”这一次。这一次，孟浩然离开洛阳，往游吴越，游天台山、赤城山、四明山，游剡县石城寺，游镜湖，探禹穴，游耶溪、云门寺，赴天台山登览、求仙。但我认为，孟浩然确曾游天台山、耶溪、镜湖和云门寺，但自洛之越这一次的主要目的地，是永嘉，而不是天台山、耶溪、镜湖这些地方。时令不对。孟浩然自洛之越这一次，从《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等诗描写看，应该是在秋天。而孟浩然游耶溪、镜湖、云门寺这一次，从《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知道是春天。而孟浩然有《经七里滩》《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知他赴越，经七里滩，宿桐庐江、建德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风鸣两岸叶”，正是秋景，与自洛之越诗正合，而与游耶溪、镜湖之时令不合，氛围情绪也不对。孟浩然《自洛之越》，是赴京应举失意。而春游越剡和天台赤城，是向往，怡然自得，情意绵绵。

更主要的是路线不对。了解浙东诗路的都知道，游天台山，都是经会稽、上虞，溯流而上，曹娥江上游是剡溪，剡溪支流之一是石桥溪，这是一条路线。自洛之越，从前引孟浩然《经七里滩》《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来看，是经七里滩，宿桐庐江、建德江。当年谢灵运赴永嘉，途中写《富春渚》《七里濑》，可知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唐人游天台山，却不走这条路线。从建德江到天台山，不通水路，沿途山势崎岖，陆路既远，又非常难走。唐人不会从建德江到天台山。线路的考察，为孟浩然二次游越提供了重要依据。

安史之乱初期李白的行踪考察，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安禄山范阳叛乱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这年十二月，破陈留，即今开封。接着，东京洛阳陷落。玄宗遣哥舒翰守潼关。李白这时在宣城，而宗夫人在陈留梁苑，时已被安禄山所破。李白曾北上宋城，接宗夫人。这些情况大家看法基本一致。但是，李白北上回梁园之后的行踪，却看法不一。一说李白从洛阳西奔潼关，上华山，经商洛而回。但此说根据不足。《奔亡道中五首》未必可作为根据。《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本非纪行之作，奔亡之中，上华山做什么？哪有心情游山玩水？就算他登上华山，能看到二百里外的洛阳情景？诗当是想象咏怀，未必可证明李白上了华山。

更主要的是从线路考察。李白《奔亡道中五首》，首二句：“淼淼望湖水，青青芦叶齐。”李白自梁园沿汴水而下，经淮安到扬州，正经过洪泽湖和高邮湖。湖水淼淼，芦叶青青，正与这两个湖的景色相符。它告诉我们，李白是沿汴水而下，而不是说商洛之道，因为商洛道并不经过这样的大湖。李白接着写到“大江”：“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李白沿汴水而下经淮南、大湖到扬州，由扬州经金陵溯江而上，正是向日没处大江西而行，目的地当涂宣城正是在那个方向，那正是李白的归心落处。如果是自商洛而下，应该经襄阳而到鄂州。从鄂州到宣城，当然要经过“大江”，但方向明显不对。那是顺江东下，看到的不是“日没大江西”。从鄂州如果向西而行，那是入蜀，不可能到李白的归心落处。不可能到宣城，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李白的奔亡之路，是从梁园沿汴水而下，经淮安经大湖到扬州，入大江向西；而不是自商洛南下，顺大江向东。李白既然走的这样一条路线，当然不可能向洛阳西奔潼关，不可能上华山经商洛而回。

古道诗路自然形貌的考察，还要与诗人游历生活状况和心境的考察结合起来。我考察过几个地方，就有这个体会。越州（今绍兴）云门寺，唐代特别兴旺。秦望山环抱，三座大的寺院，遍布山间，组成总的云门寺。唐代诗人游越中，多游云门，并且很多就旅宿于寺院。现在云门寺衰落了，被村落挤压得只剩下几间破旧的僧房。但到实地考察，秦望山气势雄伟，山木葱茏，非同凡响，可以想见当年寺院遍布，诗人游历旅宿其间。宋之问《宿云门寺》写“天香众壑满，夜梵前山空”，《游云门寺》又写“投迹一萧散，为心自杳冥”，实地考察，就更能体会宋之问诗中所写云门寺气象，和诗人游历时的心境。

当然，考察越中镜湖、剡溪、若耶溪一带秀丽山水之后，我们更加理解，唐代诗人何以那么爱游剡中。

越州如此，蜀道研究应该也如此。考察自然形貌，和理解诗歌描写景象结合起来，与诗人游历生活状况和心境的考察结合起来。关注线路，以考察诗人行迹。

二、古道人文之路与地理意象

姚 奎 您在2023年西南交通大学的讲座《“唐诗之路”研究什么》中提到，研究诗路，主要是了解诗人行路的生活环境，深入了解诗人写作的生活和心态。蜀道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蜀道连接川、陕、甘、渝，沿途各地的民俗、文化皆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间。入蜀文人在途中不自觉地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还想请您以唐诗之路的研究为例，进一步阐述一下相关观点，从而给蜀道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卢盛江 “路”，更重要的是人文之路。一定地域的人文发展，有不同的民俗风情和宗教文化。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浙东文化、金陵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陇右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古道周边及区域，一些寺院名山，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就浙东而言，如天姥山文化、天台山文化、云门文化。“路”的人文状态，人文之路，是古道诗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考察古道诗路文化本身的内涵、特点、源起、形成和嬗变，例如浙东的上虞文化。相传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上虞”地名。上虞位于会稽之东，是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复国的后方基地。相传勾践曾在运河边的道墟称山烧炭铸剑，留有相关遗迹。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为中国著名的女二十四孝之一。上虞境内的东山，是东晋名士、“江左风流”宰相谢安隐居二十年之地，谢安把风流潇洒和不世功业圆满地融为一体，既情趣高雅、风度潇洒、度量宏大，又心系苍生，家国情怀和不世功业成为上虞最具典型意义、最为核心的文化内容。

又如天姥山文化。古代即有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的传说和任公子钓鳌的神话。东晋高僧昙光开石城寺，竺潜隐剡东峁山，优游讲席三十年，创般若本无异宗。支遁沃洲买山而隐，创沃洲精舍，晚移石城，建栖光寺，创般若即色宗。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记沃洲山有十八高僧、十八名士。齐梁高僧僧祐奉梁建安王萧伟之命，建造石城山弥勒大佛，刘勰写有长达两千二百多字的碑记。留下支竺遗风，佛教胜迹，沃洲山、天姥山又分别是道教第十五、十六福地，这都构成了天姥山文化的丰富内容。

古道诗路文化进入诗歌，有一个过程，并且原因也比较复杂。这个过程和原因，也需要加以考察。比如永嘉之乱后，南渡的侨姓士族，很多在会稽安家室，置田业，加上本土的名士，会稽一时名士云集，有谢安及子谢琰、孙谢混，安侄谢玄及玄孙谢灵运，王羲之、孙绰、李充、许询、戴逵等，犹如群星般璀璨。这时名僧也逐渐名士化，佛教六家七宗代表人物主要活动在浙东：支遁于沃洲立寺行道，于法开居剡石城，竺道壹居山阴，竺法蕴、竺法潜居沃洲山禅院。此外，还有于法兰、昙光居石城山，竺法义憩始宁，竺法纯居山阴。一些高道于天台山修仙学道、开馆授徒，如汉灵帝时的葛玄、南齐上清派道士顾欢、齐梁时期上清派第九代传人陶弘景等等。此外，谢灵运曾守永嘉，沈约曾守东阳。因此，才有支公好鹤，王子猷雪夜访戴，王献之山阴道上行，顾恺之盛赞会稽山川之美；有清谈，王羲之与支遁，与许询，许询与王修论理等；名士与名僧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的名士风流故事，成为后世文人心中的偶像。这就形成浙东诗路的“名士文化”。但是，齐梁以后，游浙东的诗人不多，名士文化似乎也逐渐被人们遗忘。到初唐，南北统一，交通通畅，北方人才有机会为宦南方、为宦浙东，才有机会南下而游浙东，甚至有意漫游浙东。到盛唐，有更多的诗人漫游浙东。但是，直到中唐前期，游浙东，诗写浙东，才形成一个高潮。初唐从唐代开国到睿宗景云二年（618—711），94年间有43个诗人留下108首浙东诗，盛唐自玄宗先天元年到安史之乱的天宝十四年（712—755），44年间有88个诗人留355首又4句浙东诗。而中唐前期自天宝十五年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756—805）的50年间，有117个诗人留下508首又344句浙东诗。中唐前期50年间诗人总数几乎与初盛唐138年相当，而所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盛唐138年的总和。初盛唐写有浙东诗的137个诗人中，曾游浙东的只有52人，而中唐前期117个诗人中，曾游浙东的有102人，时间不到初盛唐的一半，而人数则是初盛唐的二倍。曾游浙东的诗人中，大量是避乱、漫游、隐居，这都是主动选择。幕府文人，一般也是主动选择。为什么到了中唐前期，那么多文人主动选择游浙东？与地理位置有关，与山水有关，与经济发展和交通有关。吸引文人更主要的，是这里的文化氛围，特别是东晋以来的名士文化氛围。

皇甫冉、司空曙、崔峒、刘长卿、秦系、皎然、清江，还有李端、韩翃……不论是避乱、寓居、漫游，还是宦游，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会稽兰亭聚会盛况，支遁和戴颙，茂林修竹之境，清风朗月辄思玄度的名士交游，支遁买山而隐，养马养鹤，令四座惊异的逍遥新论清谈，谢安的东山再起，人们沉浸在东晋以来名士所创造的文化氛围之中。人们钦慕东晋南朝许支孙王谢，也追捧本朝前辈名士。而且名士就在身边，史称其时其地名士如林。严维、灵一、灵澈、神邕等，都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代名僧名士。文人在浙东，多游东晋以来名士游历和生活过的名山名水名寺，多和浙东名士交游。名士及其氛围对游浙东士人的吸引，从浙东联唱文人群体雅集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浙东联唱诗人群体，自广德元年（763）四月到大历五年（770），据考证，存诗38首、偈11首、序2首，其作者原有57人。这些诗人到浙东，情况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受浙东名士氛围名士文化的感召。参加联句的，鲍防、严维、秦系、朱放、张志和、灵澈、清江、陆羽，都是一代名士。他们联句的地点，兰亭、法华寺、云门寺、镜湖、若耶溪，都是东晋王谢支许游赏之地。

何以到中唐前期，名士文化名士氛围才再形成高潮？究其原因，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高潮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初唐盛唐，政治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特别是盛唐，士人昂扬进取，虽然也有士人漫游浙东，但不论是边塞建功立业，还是朝廷求取仕进，士人的关注重心都在北方。但是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一格局。北方不但战乱，而且随着文人南下，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这与永嘉之乱东晋士人和文化重心南移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同样的经历战乱，一个是安史之乱，一个是永嘉之乱，同样的避乱南奔和文化南移，同样的兰亭、镜湖、云门、剡溪、天台山，确实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不用费力寻找，那一片熟悉的地域，很自然地就会再次被人们用来安放乱后的生命和精神，更何况那么多当代名士涌入，形成新的名士氛围，吸引大量文人来游，是很自然的。古道诗路文化进入诗歌的过程和原因，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人文之路与自然之路的关系，古道景物与自然物象如何变为文学地理意象，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姚 奎 是的，在蜀道文学研究中，也形成了众多的经典文学地理意象，诸如剑阁、褒斜、金牛、蚕丛、鱼凫、天梯、石栈，乃至蜀道本身，都成为了蜀道文学中的描写意象。这种地理意象形成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呢？

卢盛江 古道的文化现象，相关的类型化文学意象，往往与古道的自然形貌和社会情状有关。有学者分析过，自宋玉在《高唐》《神女》二赋中塑造出“巫山神女”这一形象以后，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词语如“朝云暮雨”“行云行雨”“云雨”“巫山”“巫阳”“高唐”“阳台”，逐渐在以汉语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中广为流传，成为其描写情爱的专有语汇。神女所居之地为什么不在“云梦”，而在巫山，神女的化身为“朝云暮雨”，为什么不是“暮云朝雨”或别的什么自然现象如风、雪、雷、霜之类？神灵的性别为女性，为什么她享有充分的情感自由？这完全是独特地理环境的产物。

诗路古道的文学意象，有的其本身就有着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如浙东的云门寺、剡溪、天姥山、天台山等。有的则是唐代诗人赋予其文化内涵，如姑苏城外寒山寺。诗路地名变为文学意象，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李白著名的《峨眉山月歌》，短短4句28个字，5个地名连贯一气。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用4个地名连贯一气。地名入诗，地名意象化，是唐诗一个普遍的现象。

古道的自然景物、自然物象、自然地名，之所以变为文学地理意象，最根本的，还是融入感情，融入文化，融入审美。这也是古道诗路研究，包括蜀道研究，都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古道交通之路与官道驿站

姚 奎 我注意到，您在《唐诗之路研究》集刊发刊词《新阶段唐诗之路研究的思考》一文中，多次提到唐诗之路的交通问题。蜀道是出入巴蜀的重要交通线路，对蜀道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请问交通问题的相关研究，在古道诗路研究中需要侧重哪些方面呢？

卢盛江 是的，需要研究的，还有交通之路。

交通，是古道诗路研究特有的重要内容。诗人是通过“路”走向全国各地的，没有交通，就没有路。

交通，首先是官道和官道沿途的官家驿站的问题。严耕望先生用37年时间著成《唐代交通图考》，为这方面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学者也有关于交通、驿站的多部研究著作，虽然如此，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只完成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的绘制与考证，至于江南岭南交通、河运与海运都未及完成，还都只是“存目”。就算已完成的部分，已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其中的不少疏误。把每一条官道和沿途驿站都进行实地考察，与传统史料比照考订，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任重而道远。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作为自然的“路”，包括水路和陆路，是怎样形成的？水路中的运河，是怎样被人工开掘出来的？自然形态的路以及人工开掘的水路，是什么时候成为官道的？又是怎样形成为诗路的？

路有官道和非官道的分别。现在的交通、驿传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官道。而诗路研究的大多是非官道。杜甫著名的“归帆拂天姥”，唐人从剡中游天台山，一般是沿新昌江即东溪或称石桥溪溯游而上，经茅洋村再到石梁瀑布和华顶，那一条就不是官道。

越地的古道，从零星的路，到直通的路，到诗路，到官道，就有一个过程。越地很早就有了人类活动。有人类活动，就有路。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早期，地处浦阳江上游，距今有11000年到9000年之间，有上山遗址，出土有石器和陶器，发现了房屋和灰坑遗迹，以及亚洲栽培稻遗存等。后来又有距今10000年到8000年的小黄山遗址，距今8000到7000年的跨湖桥遗址，以及新石器中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在萧山、绍兴、嵊州、上虞等地都发现有遗址。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上述地方早就有人类活动，自然也就有路。到越国建立，这一带的交通就很方便了。据《越国史稿》，当时越国以都城（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的周边交通已经四通八达。对外的陆上通道，有由会稽至姑苏（今江苏苏州）的西北干道，会稽至甬东的东干道，由会稽至写干的西南干道。水路交通，有会稽与琅琊由南向北的海上航路，会稽与东南沿海的航路。会稽与吴、齐、楚、魏，都有交通之路。但是，越国国内的道路却有限。据《越绝书·记地传》记载，从都城出发，境内记有明确里程的地方有三十多处，都在30—50里之内。因此史书称越国百里之地。刘宋之前，自越州到台州，应该有零星的采药樵伐的路，没有直通的陆路交通。直到刘宋，谢灵运开掘谢公古道，这一带才有了直通的陆路交通。唐代很多诗人，从越州到台州乃至到温州，都走这条路，可以说，这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一条干线，在唐代，这已成为一条诗路。但是，谢灵运开道的时候，应该还不是官道，诗人走这条道的时候，前期还不是官道，还不一定有官驿。具体什么时候成为官道，不是很清楚。一些文献材料证明，大概在晚唐，这条路已经是官道。天台的三个驿站，史载有灵溪驿为唐代所建。晚唐赵嘏《早发剡山》，就提到“树色老依官舍晚”，从嵊州出发，经今新昌县郊的南岩寺，再经天姥寺，应该也经过天姥驿。他说是“官舍”，说明这已经是官道。也就是说，先有零星的路，谢灵运开掘出直通的路，有诗人走过，到晚唐才成为官道。即使谢公古道在晚唐成为官道之后，这条古道也并不直接通到天台山。从这条古道的驿站铺舍到天台山，从今天新昌和天台交界的关岭铺，或者从天台境内的龙泉驿，到天台山都还有几十里路。这几十里路，就离开了官道。李白在池州秋浦、清溪，炼丹生活的地方离官道驿站也还有较长的路。

这就启示我们，要注意官道的研究，也要注意非官道的研究。一条路，是先成为官道，还是先成为诗路？这是为什么？诗人游走于全国，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走的是非官道，或者他们行走的时候，这条路还没有成为官道。这个时候，路的情形如何？这些都需要进行研究。

诗人诗路游历，有的居于官道驿站，但很多旅居于农家村舍，甚至还有寺院。官道驿站的研究是需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古道诗人旅居的农家村舍以及寺院，也应该纳入研究范围，还需要不断深入下去，我们其实还可以考察研究得更为细致一些。

诗人们利用官道游历名山名水，但官道并不专为诗人游历名山名水而修。从官道驿站到诗人向往游历的名山名水，往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这一段路，我们可以称之为“诗路最后一百里”。诗人游历山水，固然要经由官道驿站，但他们的目标，常常是名山名水。他们在诗路主要还是生活在最后一百里，诗歌描写和表现的，主要也是这最后的一百里。研究诗路最后一百里，才能更为真切地把握诗人的诗路生活境况以及心态，才能更为深入地体会、领悟到诗路诗歌的情趣意境。

我想，上述所有谈到的这些，应该也是蜀道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姚 奎 非常感谢卢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通过本次采访，我深切感受到了您在唐诗之路研究乃至古道诗路研究方面都非常专业且深入。您的相关研究对蜀道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非常值得学习借鉴的重要学术成果。通过本次采访，也使我们编辑部进一步明确了办刊和选题的主要方向，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再次感谢卢老师您接受我的这次采访，祝您健康如松柏常绿，学术如松柏常青。

（本文刊发于《蜀道研究》2025年第1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