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2025年第2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的《蜀道与中国历史——2025年1月在四川绵阳“涪江论坛”的报告和访谈》，在这篇文章中，葛剑雄教授就“蜀道”的概念，提出了狭义的蜀道、广义的蜀道和“新蜀道”的见解，使我们深受启发：“所谓新蜀道，是指近代新建成的四川（含今重庆市）连接外界的公路、铁路和川江航道。”今年7月，在“古道文旅·期刊多元互动”学术研讨会上，《民族学刊》资深主编、四川省社科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珏先生为本刊着重介绍了“新蜀道”和“路学”与蜀道研究的关联。稍后几日，编辑部收到了西昌学院杨梅博士寄送给我们交流的新著《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我们随即共同阅读了这本还带着墨香的新书，我们惊喜地发现，对成昆铁路的研究，恰好与葛剑雄教授提及的“新蜀道”不谋而合，当即就与杨梅博士进行了线上交流，对拓开办刊思路颇有启发。这些工作经历，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德不孤，必有邻”，增强了我们编辑工作的自信心和成就感。2025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蜀道新歌》，奏响筑路之歌、畅通之歌、开放之歌、文明之歌，编辑部同仁学习这篇通讯时不约而同注意到，这篇雄文非常重视对公路、铁路建设的介绍，而且特别提到了“成昆铁路公益性慢火车”，我们立刻想到杨梅博士新著第六章对“慢火车”的专题研究。也正是在此时，我们觉得，酝酿过一段时间的这篇专题书评，终于浮现出了一个切适的题目：成昆铁路上的“蜀道新歌”。

杨梅博士的新著对成昆铁路的研究，从见载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到上世纪数十年间成昆线所经地区的社会发展，再到当今动车高铁时代共同富裕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数千年历史背景下，以成昆铁路为线索，凭借田野调查的工夫，展开了数十年彝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生动画卷。诚如《蜀道新歌》所言，“蜀道也是文明赓续之道”，作为学术刊物编辑人，阅读这类学术新著，我们最直接的体会是，学者们的研究，不断激励着我们与大家共同“传承历史底蕴，彰显时代气韵，书写文明新形态的崭新诗篇”。

书籍简介

本书作者简介

杨梅，彝族，1987年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西昌学院彝族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副教授，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党支部书记，西南民族大学和西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类学学会会员；西南民族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彝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凉山州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凉山州“菁英成长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凉山州委、州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凉山州史志专家库专家；凉山州博物院特聘专家；凉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兼职研究员；西昌学院民族团结与示范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道路人类学、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文化遗产等。近年来主持1项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项目，12项州厅级科研项目，主研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专著1部，在《民族学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等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科研成果获国家民委优秀调研报告三等奖1项、优秀奖2项，凉山州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专家推介

周永明教授评

周永明，北师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副校长（学术）。周永明教授是“路学”的倡导者，近年来主要从事“路学”以及全球化研究。他认为修路是催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但道路研究存在学科壁垒，主张学者们跨越“道路生态学”“道路经济学”和“道路社会学”等学科界限，创立一门跨学科的“路学”，以便更好地理解道路对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影响的复杂性。这里我们迻录周永明教授为杨梅教授新著《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所作的序，以便学界同仁对该书有一定初步了解。

序 言

杨梅是我欣赏的彝族青年人类学学者。勤奋努力、认真踏实，加上做研究目光敏锐，思路开阔，具有在学术道路上行稳致远的潜质。我案上《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是她基于博士论文完成的专著。她在博士论文中借鉴了我倡导的“路学”理论和视角，并和我就她论文中一些章节有所讨论切磋。杨梅邀我为她新著作序，我感到十分荣幸，欣然应允。

杨梅新著的研究焦点在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交通变化给彝区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对家乡道路建设有怎样的感知和体验？凉山彝族地区道路建设蕴涵着怎样的国家力量？通过具体分析论证，杨梅向读者展示了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因道路发展而变迁并借助道路这一载体积极融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

我认为杨梅的新著较好地解答了她的研究问题，成功主要源于以下三点：

首先是她选了一个非常好的田野点。她对田野调查的选择与运用是非常考究的。选择普雄镇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该地的地理和历史意义，更是基于其社会变迁与成昆铁路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普雄镇在成昆铁路开通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因路而起、兴、乱、变至富的深刻变化过程。选择这样一个田野点，通过解剖麻雀来对全貌加以了解，田野点的普遍性意义得以增强。

其次，研究的成功和杨梅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密不可分。杨梅在田野调查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双重身份——既是研究者，又是彝族一员。这为她打开了更多的门和窗，使她能够从更为深入的角度去理解和解读彝族文化和历史。尤其在与当地人沟通时，她能够用本族语言更为精准地捕捉到他们的情感和思考，这无疑对她收集详尽可靠的田野调查材料有所帮助。

第三，杨梅在研究中不仅敢于采用新理论新方法，而且又能落实在具体个案研究上，这一点尤其值得肯定。“路学”的框架和视角提出来迄今也就短短十几年时间，“弹持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解释理论体系还有待继续向国内引介。杨梅尝试在其研究中借鉴“路学”和“弹持论”的视角和概念，并应用到凉山普雄镇的具体案例中，她将这些新的理论与实际的田野调查数据相结合，既保证了研究的理论性和前瞻性，又确保了其实证性和深入性。有理有据，自成一家之言，可喜可贺。若有更多类似研究涌现，“路学”的发扬光大指日可待。

总的来说，杨梅的这部新著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的学术勇气和深度。我殷切期待她在未来研究中不断前行，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成长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2023年8月13日于威斯康辛麦迪逊

达久木甲评

达久木甲，中共凉山州委州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曾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原凉山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以路为钥解民族地区发展之困

——《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一书读后感

作为长期关注凉山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咨询工作者，杨梅博士所著《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以其“以小见大、实证扎实”的研究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该书以普雄镇为微观切片，系统呈现了成昆铁路通车半个多世纪以来，凉山彝族聚居区“因路而起、因路而兴、因路而变、因路而富”的发展历程，为当前凉山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交通网络、优化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与实践参考。

该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清晰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引擎作用”。书中详细梳理了成昆铁路开通运行后，普雄镇从传统彝区逐步发展为凉山“东五县”人流物流枢纽的过程。铁路不仅带来了马拉车、“慢火车”等多元交通方式，还催生了装卸、护路、森工等就业岗位，推动当地从传统农业迈向工农结合的多元产业。这种“交通突破-要素流动-产业衍生-社会变迁”的发展路径，至今仍具启示意义：推进交通建设，既需关注高速、高铁等“大动脉”，也需重视“慢火车”这类“毛细血管”与干线的衔接，增强交通服务的普惠性与精准性，切实破解民族地区“出行难、增收难”问题。

其次，该书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了“国家-地方”良性互动的典型范例。作者借助“路学”理论，既呈现国家通过铁路工程支持地方的过程，也记录彝族群众主动适应、利用并重塑铁路带来的发展机遇。这对当前凉山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一方面，应延续国家资源下沉的成功经验，持续加强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普惠供给；另一方面，需充分激发地方内生动力——如普雄镇依托“车史则”民俗、彝绣产业实现转型所示，只有将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与民族文化、群众需求有机结合，才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此外，该书的实证研究为凉山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经验。作者通过普雄镇集市转型、“成昆铁路线上最美梯田”文旅开发、呷古村彝绣产业发展等案例，揭示了“交通+特色资源”的发展潜力。当前凉山正实施“文旅强州”“农业强州”战略，该书的价值在于：交通枢纽转型应立足本地特色，普雄在交通优势减弱后，依托民俗与生态资源实现突破，为同类乡镇提供路径参考；产业培育须注重文化赋能，呷古彝绣借铁路物流走出大山，表明传统工艺与现代交通结合可形成独特竞争力。这些案例为凉山制定产业政策、规划文旅项目提供了扎实依据。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回避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为决策者提供了重要警示。书中指出成昆铁路沿线曾出现的生态破坏、流动人口管理、转型阵痛等问题，体现出客观的研究态度。这提醒我们，在推进重大项目时，需提前统筹“发展与保护”“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避免“先破坏后治理”；同时，应前瞻布局替代产业、加强公共服务，缓解交通节点地区的“转型焦虑”，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普雄镇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发展既需交通等“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内生动力这一“软赋能”；既要顺应国家战略的“大方向”，也要立足本地实际的“小切口”。该书的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凉山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彭文斌教授评

彭文斌，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执行主任，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首席教授，兼任温哥华不列阿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人类学会理事、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西南知识思想史、族群研究、旅游人类学、灾难人类学、饮食人类学，在相关领域出版著述和论文多篇，并长期担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青海民族研究》《民族学刊》等刊物的栏目主持或编委负责人。

路与边疆的现代性重构

——评《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

杨梅博士的《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以成昆铁路为核心线索，将微观田野与宏观历史、交通变迁与民族发展深度交织，用跨学科视野揭开了边疆民族地区借“路”实现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该书跳出传统交通史或区域经济研究的单一框架，以普雄镇为“解剖麻雀”的样本，让“路” 不再是单纯的基础设施，而成为观察国家力量下沉、社区结构变迁与民族文化重构的关键媒介。

一、历史人类学视角：“路-社区-国家” 的交合互动与边疆整合

历史人类学以“小地方见大历史”核心特质，该书恰以“路-社区-国家” 的三重交合，勾勒出凉山彝族地区融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动态过程。成昆铁路绝非孤立的交通工程，其修筑背景深嵌于“三线建设”的国家战略中——20世纪 60年代，国家为巩固西南边疆、开发攀西资源，突破“地质禁区”选择西线方案，这一决策本身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而普雄镇作为“社区”载体，其变迁全程与铁路深度绑定：铁路开通前，普雄是依赖血缘家支、以农耕畜牧为主的封闭彝族社区，黑彝家支（阿侯、果基、勿雷）的势力划分决定了社区结构；铁路开通后，装卸队、护路联防队、凉北森工局等组织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生计模式，什木地村从“平均主义共同体” 逐渐分化出社会分层（如莫色老二通过装卸队私营化积累财富，成为地方精英）；更关键的是外来者社区”的形成——铁路职工家属、汉族生意人、外来彝族涌入，让普雄从“家支聚居地”变成“五湖四海”的多元社区，这一过程正是国家通过“路”激活社区活力、实现边疆整合的微观注脚。

此外，“慢火车”的持续运行则是新时代“国家-社区”互动的典型案例：5633/5634 次列车作为国家精准扶贫的“在地化”载体，不仅承担着物资运输功能，更成为彝族村民“求学梦“致富梦”的寄托。这种“路连接社区、国家赋能路”的循环，恰是历史人类学视野下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化”的生动诠释。

二、宏观与微观历史链接：国家战略与个体生命史的双向映照

该书最显著的价值之一，是打破了宏观历史与微观叙事的割裂，让“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通过普雄镇个体的生命史变得可感可触。

从宏观维度看，成昆铁路的修筑历程是中国现代交通史与边疆开发史的缩影：1954-1958年的勘测定线、1958-1962年“三上三下”的艰难推进、1964 -1970年“三线建设”背景下的快速建设，每一个阶段都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深度绑定，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曲折性。

从微观维度看，书中大量个体生命史成为宏观历史的“毛细血管”：什木地村刘阿牛从“奴隶”到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蜕变，与其组织装卸队、推动社区经济转型的经历紧密相关，而这一经历的前提，正是铁路带来的就业机会；打铁作为“新型德古”，其调解纠纷时既懂彝族习惯法又知国家法律的能力，源于他在装卸队、护路队与汉族职工的长期接触，这一变化恰是铁路推动“边疆民众现代性觉醒”的微观体现；甚至普雄镇村民对教育态度的转——从“重物质轻教育”到“以培养大学生为荣”，也与铁路带来的“外部视野”直接相关。

这种“宏观战略—微观个体”的双向映照，让成昆铁路不再是冰冷的工程史，而成为承载边疆民众命运的“历史纽带”。

三、交通史与人文地理学交融：道路重构边疆空间的“流动性革命”

传统交通史研究常聚焦技术与工程，该书则将交通史与人文地理学结合，揭示了成昆铁路对凉山空间格局的颠覆性重构——它不仅缩短了“物理距离”，更重塑了“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

从交通史维度，该书梳理了凉山交通的“代际跃迁”：民国时期，普雄对外交通依赖“零关道”与骡马运输，村民往返雷波需三五天，且需向黑彝家支缴纳 “保头费”；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后，普雄成为“东五县”（美姑、雷波、昭觉、金阳、布拖）的人流物流集散地，货场年装卸量最高达30余万吨，客运量峰值时每日超1000人次；后续G245国道、普洪路等公路的修建，进一步强化了普雄的交通枢纽地位。这种交通变迁，本质是边疆民族地区从“封闭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型。

从人文地理学维度，铁路彻底改变了普雄的“空间属性”：其一，“中心— 边缘”结构的重构——普雄从凉山腹地的“边缘村落”变为连接成都、昆明与彝族腹心地区的“区域中心”，火车站周边的“外来者社区”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空间；其二，“空间功能”的拓展——普雄河沿岸的梯田从农耕用地”变为“成昆线上最美梯田”的旅游资源，呷古村的彝绣从“家庭手工业”变为“乡村振兴产业”，这种空间功能的转型，正是交通激活“地方资源价值”的体现；其三“空间认同”的重塑——普雄彝族从“家支认同”逐渐拓展为“区域认同”“国家认同”，如村民将铁路通车仪式视为“国家在场”的象征，将“慢火车”视为“国家关怀”的载体。

四、现代化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勾连：路为媒介的“渐进式现代性”

该书深刻揭示了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以铁路为媒介，实现 “传统与现代”的兼容而非割裂，形成“渐进式现代性”。

成昆铁路带来的现代化冲击是多维度的：在经济层面，它打破了普雄“以农为本”的单一经济结构，催生了装卸、护路、运输、商贸等多元生计（如泥炭运输队巅峰时期年运输量超5万吨，带动数百人就业）；在文化层面，铁路带来的 “异质性输入”（如汉族生意人带来的经营理念、铁路职工的生活习惯），让彝族文化从“封闭传承”变为“开放融合”（如彝族年与春节的共庆、彝绣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在制度层面，国家通过铁路延伸治理触角，如护路联防队的建立强化了边疆治安“慢火车”的精准扶贫功能推动了脱贫攻坚。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普雄的现代化并非“全盘西化”，而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彝族家支制度在现代社会中仍发挥作用（如地方精英调解纠纷时依赖家支网络）；“车史则”（尝新节）从传统农事祭祀变为“省级非遗”，成为乡村旅游的文化符号；甚至“马拉车” 这一传统交通工具，并未因铁路、公路的发展而消失，反而成为普雄的“文化标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共生，恰是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以“路”为桥梁，既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又保留民族文化特质。

五、跨学科交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论协同”

该书最鲜明的学术特色，是打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实现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深度交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跨学科范式”。

从民族学视角，该书聚焦彝族家支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传统普雄彝族社会以黑彝家支为核心，等级森严（诺合、曲诺、阿加、呷西），而铁路带来的经济分化（如莫色老二与普通村民的财富差距），让家支的“经济纽带”逐渐弱于“文化纽带”，这一变化为理解“民族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样本；从人类学视角，作者以“多点民族志”方法，既扎根普雄镇12个行政村，又延伸至喜德县沙马拉达乡、越西县书古镇等周边区域，同时以“慢火车”为“流动田野点”，捕捉车厢内的“微型社会”（如“普雄阿麻” 的售卖行为、乘客间的信任关系），这种方法突破了传统村落民族志的局限；从社会学视角，该书分析了普雄“社会分层”的形成——装卸队私营化、泥炭运输队垄断等现象，让社区从“平均主义”走向“阶层分化”，而外来者社区的形成则带来了“族群互动”，这些分析丰富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研究”；从历史学视角，该书梳理了普雄从“坡合土司管辖地”到“现代建制镇 的沿革，以及成昆铁路与“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的历史关联，为理解边疆治理的“历史延续性” 提供了依据。

这种跨学科协同，让该书既能深入“微观个案”（如什木地村的家庭收支变化），又能把握“宏观脉络”（如国家治理的演变）；既能分析“文化现象”（如彝绣产业的发展），又能解读“经济逻辑”（如铁路对产业链的带动），形成了“立体式”的研究框架。

结语：路为“镜”，照见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性重构

《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远超“铁路与区域发展”的单一主题。它以成昆铁路为“镜”，照见了边疆民族地区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从“边缘”到“融入国家”的转型历程。在这个过程中，“路 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国家力量下沉、社区活力激活、民族文化重构的“媒介”；普雄镇也不仅是田野点，更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样本”的微观缩影。

该书的启示在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既需要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如 “三线建设“乡村振兴”），也需要“在地化实践”（如社区利用铁路发展特色产业、民众主动适应现代性）；既需要打破“地理阻隔”，更需要构建“文化认同”。这种“路-社区-国家”的良性互动，恰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长治久安” 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范可教授评

范可，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曾任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开放时代》《思想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近百篇，在三联书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重点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译著、编著。

宏观战略与微观生命的双向映照

——评《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

杨梅博士的《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堪称 “路学”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用的典范民族志。作为彝族学者，她的双重身份 ——既是研究者又是“我群”成员，为田野调查赋予了独特优势：用彝语精准捕捉受访者的情感与思考，突破“他者”研究的隔阂，获取了诸如普雄镇装卸工生命史、“慢火车”上阿麻售卖场景等鲜活一手资料，这种 “主位+客位”的双重视角，让研究既有文化共情又具学术理性。

该书对“路学”研究框架的落地极具创新性。不同于以往道路研究聚焦宏观路网，作者以成昆铁路为“线”，串联普雄镇什木地村、呷古村等多个田野点，采用“多点民族志”方法，追踪铁路对彝族社会的深度影响：从传统血缘家支结构的松动（如阿侯、果基家支对普雄的统治因铁路带来的外来文化逐渐弱化，家支的“经济纽带”让位于“文化纽带”），到生计模式的多元转型（装卸队从公有化到私营化的演进、护路联防队的治安功能拓展、彝绣从家庭手工业到乡村振兴产业的升级，甚至泥炭运输队巅峰时期年运输量超5万吨的经济带动效应），再到“外来者社区”的形成（铁路职工、汉族生意人、外来彝族构成的跨族群空间，让普雄从“家支聚居地”变为“五湖四海”的多元社区），清晰呈现了“道路-流动-文化变迁”的互动链条。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书打破了宏观历史与微观叙事的割裂，让“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通过个体生命史变得可感可触。如什木地村刘阿牛从地位低下的人到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蜕变，其组织装卸队推动社区经济转型的经历，以微观视角印证了铁路作为国家战略“在地化载体”的价值；“新型德古”打铁调解纠纷时融合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能力，源于他在装卸队、护路队与汉族职工的长期接触，恰是铁路推动“边疆民众现代性觉醒”的生动注脚。这种“宏观战略—微观个体”的双向映照，让成昆铁路不再是冰冷的工程史，而是承载边疆民众命运的“历史纽带”。

作者引入“弹持论”解析普雄镇的发展周期——“因路而起、兴、变、富” 的过程，实质是彝族社会文化系统在外部干扰下的自适应循环：铁路开通初期，社会弹持力最弱，传统平均主义被打破，什木地村从“共同体”分化出社会分层；兴旺期弹持力最强，职业分化（装卸工、护路员、商人）与社会分层（如莫色老二通过装卸队私营化积累财富成为地方精英）凸显；转型期通过 “车史则” 民俗活化（从农事祭祀变为省级非遗与旅游符号）、彝绣产业培育实现自我修复，既避免了“现代化即汉化”的误区，又凸显了少数民族社会在全球化中的主动调适。

此外，该书将交通史与人文地理学深度交融，揭示了铁路对凉山空间格局的颠覆性重构：普雄从民国时期依赖“零关道”、往返雷波需三五天且缴纳 “保头费” 的封闭村落，变为成昆铁路通车后“东五县”（美姑、雷波、昭觉、金阳、布拖）的人流物流集散地，货场年装卸量最高达 30 余万吨；更重塑了“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普雄从“边缘村落”变为连接成都、昆明与彝族腹心地区的“区域中心”，村民的“空间认同”从“家支认同”拓展为“区域认同”“国家认同”，如将铁路通车仪式视为“国家在场”象征，将 “慢火车”视为“国家关怀”载体。

唯一可拓展之处在于，若能进一步对比成昆铁路与滇藏公路、黔滇驿道等不同道路类型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或可更深入揭示“路”的差异化文化意涵，但这并不影响该书在道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突出价值。

李志农教授评

李志农，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云南省“云岭学者”,云南省中青年技术和学术带头人，云南大学“骨干教授”。主持5项国家社科基金，其中有“滇藏公路建设与云南藏区藏民国家认同建构研究（2014—2020）”。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中国藏学》《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社会学视角下的成昆铁路与普雄社会重构

——评《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以普雄镇为中心的考察》

从社会学视角看，该书的核心贡献在于细腻勾勒了成昆铁路如何作为“社会结构重塑器”，推动普雄镇从封闭同质的传统彝族社区转向开放异质的现代社会。这种变迁首先体现在社会分层的重构：铁路开通前，普雄彝族社会的分层基于血缘家支与等级（诺合、曲诺、阿加、呷西）；铁路开通后，经济因素成为新分层标准——莫色老二因垄断装卸队私营化成为“地方精英”，阿西打铁凭借装卸队副队长身份与法律知识转型“新型德古”，而普通村民则通过装卸工、护路工等职业实现经济流动，这种“经济分层-社会声望分层”的互构，印证了韦伯“阶级、地位、政党”的社会分层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适用性。

其次，该书对“社区形态转型”的分析极具社会学价值。普雄镇“中心村（什木地村传统聚落）+外来者社区（火车站周边跨族群空间）”的二元结构，是交通枢纽带来的典型社会空间重构：外来者社区中，铁路职工家属带来的现代经营理念（如超市、餐馆运营）、汉族生意人引入的“路畔经济”（卡拉 OK 厅、线路车运营），与本地彝族的传统生活方式碰撞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这种社区形态既非单纯的“城市化”，也非传统的“村落化”，而是民族地区特有的“交通驱动型社区”，为研究城乡结合部以外的“半城市化”现象提供了新案例。

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微观呈现。铁路护路联防队的组建（地方彝族参与国家治安治理）、“慢火车”的技术改造（国家精准扶贫的在地化实践）、“控辍保学”政策的推进（国家教育权力对地方的渗透），无不体现国家力量通过铁路这一载体，与地方社会形成“互嵌”关系——国家通过铁路实现治理下沉，地方则借助国家政策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如普雄镇利用“非遗”政策打造“车史则”民俗活动）。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国家塑造社会”，而是双向的“调适与共生”，为理解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提供了鲜活案例。

朱凌飞教授评

朱凌飞，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云南大学“东陆骨干教授”、云南省“文化名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人类学、路人类学、全球化人类学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其中有“道路基础设施推动西南边疆现代化建设进路研究”（重点项目）。在《民族研究》《开放时代》《思想战线》《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可持续交通推动可持续发展

——《成昆铁路与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书评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致贺信，提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可持续交通主张以安全、负担得起、方便、高效和有人性的方式为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毫无疑问，成昆铁路在西南山区各族群众交通出行的普惠性和均化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杨梅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并从路人类学的视角对成昆铁路的民族志研究，为中国西南地区可持续交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注解。

该书在民族学领域的核心价值，在于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存续与转型”这一核心命题，以成昆铁路为媒介，呈现了彝族文化从“封闭传承”到“开放创新”的过程。作者通过细腻描写“车史则”民俗的变迁——从传统彝族村落庆祝水稻丰收的家庭仪式，到政府组织的“尝新节”（2019年申报省级非遗），再到结合梯田景观的乡村旅游项目，展现了彝族文化并非被动接受现代化冲击，而是主动“借力转型”：既保留了“敬祖、感恩”的文化内核，又融入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元素，实现了“传统民俗的现代性转化”。

同时，该书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构”分析极具启发性。成昆铁路的通车仪式（1970年7月1日，与建党日重合）、“慢火车”上的国旗标识、铁路护路联防队中的彝族队员，这些场景并非单纯的“国家符号植入”，而是通过铁路这一“流动空间”，让彝族村民切实感受到“国家在场”——如沙马拉达乡火把村老人回忆“为了我们彝族，牺牲了很多烈士”，这种情感认同让国家认同与彝族的民族认同形成共振。作者指出，这种互构并非“同化”，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彝族村民既保留了家支互助、彝语交流的文化传统，又通过铁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民族学实证。

此外，该书对“彝汉文化互动”的描写细腻入微。汉族生意人带来的经营理念（如超市连锁、餐饮标准化）与彝族传统的“人情社会”碰撞融合——如铁路职工家属赵阿姨与彝族村民相互照看店铺、手机充电，汉族货物老板学习彝语并取彝族名字，这种“日常化的文化互动”比单一的宏观政策更能促进民族交融。作者并未刻意强调“文化冲突”，而是聚焦“文化调适”，展现了彝汉文化在普雄镇的“共生性”，为民族地区跨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

最后，该书从道路的视角出发，对流动性、现代性以及美好生活等学术概念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并为乡村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杨梅在长期、扎实的田野工作中对社会文化变迁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当地各族群众交通出行过程感同身受的体验，以及对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关切，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学者在学术探索之外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这也是本书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